中國視野:東方外交史研究的興起與變遷(2006—2016年) 作者:楊昕沫 來源:上海師范大學學報 更新時間:2019-01-30

      原刊于《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年2018第1期

      摘要:2006年第一屆“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時,中國尚無真正整體意義上的東方外交史研究著作。至2016年,已先后出版7部東方外交史研究系列叢書,作者來自十余個國家和地區、近百所大學及研究機構。十年間,以研討會為研究中心和交流平臺,中國的東方外交史研究嘗試并實踐應用新的編纂體例;走出了單純的歷史研究范疇,研究內容不斷細化;形成了對東方國家的整體研究,具有現實意義和前瞻性;研究者致力擺脫西方理論的影響,發揮東方學者的主體作用,中國學者以更加自信的學術態度走向國際舞臺。在此基礎上,中國的東方外交史學科也取得了長足進展,基本確定了東方外交史的概念、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和意義。作為東方國家整體崛起背景下的學術研究,東方外交史將成為研究和探討東方歷史、東西方交往史的更加有效的研究范式。

      關鍵詞:東方外交史;東方外交史研討會;東方國家;中國

      作者簡介:楊昕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俄國史、中俄關系史研究。

      自2006年10月中國第一屆“東方外交史”學術研討會召開迄今,“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下簡稱研討會)已走過10年歷程。10年間,研究者們注重學科基礎問題的建構,基本完成了對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概念界定、編纂體系確立、原則制定、理論構建、方法創新、時空定位等任務;密切關注現實,每年設定一個現實問題作為會議主題,先后討論了“東方外交與朝鮮半島問題”“東方外交與日本”“中亞與東亞”“東方外交與印度”等議題。同時,研討會不斷吸引和約請域外學者參加,據不完全統計,10年間共有十余個國家和地區、近百所大學及研究機構、百余位專家學者參與了東方外交史相關問題的研討,出版系列叢書。可以說,以研討會為研究中心和交流平臺,中國的東方外交史研究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逐漸形成以中國大陸學者為主體、吸引多國、多地區學者參與的研究趨勢。誠然,我們無法確定中國的東方外交史研究始于何時,但我們完全可以以研討會為中心,總結成就的同時回顧中國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發展歷程,厘清中國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四個基本問題,探討中國東方外交史的發展方向。

      一、10年間國內外東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2006年第一屆研討會出版的“東方外交史叢書”(一)的前言中寫到,“長期以來,國內外對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成果不多,雖然也出版了幾部有關東方國家外交史的著作,但大部分是小區域外交史,或是國別外交史,并不是整體意義上的東方外交史。有的失之于過窄,有的失之于框架與所用材料過于陳舊,都不能涵蓋東方國家外交史的豐富內容。即使是區域外交史,也由于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不可避免地受到東西方意識形態分歧的影響”,“至今我國學者與研究機構尚未推出一部完整意義上的東方外交史著作。這不能不說是我國學術研究上的空白”。
      2013年,陳奉林在《東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一文中,將2006至2013年國內東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總結為:明確了東方外交史的概念、內涵及理論方法,突破了傳統外交史的政治史框架,擴大了外交史的研究領域,確立了東方外交史編纂體系和基本框架,開始了對東方國家的整體研究等六個方面。
      到2016年,研討會已經成功召開了10屆,與2013年相比,中國的東方外交史研究的進步與成就主要體現在:
      1.繼續出版“東方外交史系列叢書”,即《東方外交與朝鮮半島問題》、《東方外交史中的日本》、《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理論篇與實踐篇、《印度崛起與東方外交》。圍繞研討會的不同主題,參會論文的專題性研究更加細化,研究時限從古代、近代到現代均有涉獵,研究內容囊括歷史、外交、經濟、國家安全、文化、移民和國家關系等多個領域,既關注到了英、美、俄等歐美國家與東方國家間的互動與交往,也關注到了中、日、印、韓等東方國家內部間的交流、合作與競爭。
      2.由思考和嘗試創建東方外交史的編纂體例,轉向實際應用新體例。不論是傳統的對東方國家歷史的研究,還是對東方國家的研究,現有的中西方研究著述多屬國別史的縱深研究,鮮少整體橫向研究,而研討會自成立之初便是將東方國家視作一個“體系”,認為其內部是按照一定的秩序和聯系組合而成的。對這一“體系”,研究者可根據研究所需按國家、社會、宗教、民族、經濟等多種方法劃分出數個不同的小體系。但這種劃分并不是簡單的割裂,其所形成的小體系應是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而存在,是“體系”內的一個分子。“總則為一,化則無窮”,方為體系。因此,新的東方外交史的編纂體例必須打破舊的按理論、歷史、外交、經濟和國別等劃分的體例,建立一個新的、全球史觀的、整體的東方外交史。這種新舊編纂體例的對比在“東方外交史系列叢書”的編排變化中可見一斑。如作為“東方外交史系列叢書”的理論系列,《東方外交史之發展》(2009)是按照總論、歷史、外交、思想與文化、經濟進行劃分和編纂的;《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2013)則是按照東西方文化傳統與外交理念、東西方外交理念在近現代的沖突、融合與演變而編纂的。同樣是“東方外交史系列叢書”的專題研究系列,《東方外交史中的日本》(2013)和《東方外交與朝鮮半島問題》(2015)等基本上都是按照古代、近代、現當代的時間順序劃分;而最新的《印度崛起與東方外交》(2016)則是按照中印外交、印度的外交戰略及對外關系的體例編纂的。
      3.比較研究明顯增多。不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具有悠久而燦爛的文化和傳統,這些文化和傳統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積淀形成了東西方不同的外交理念和思想,并付諸外交實踐中。只有看到這些不同,研究這些差異,才能更好地促進各國間、各文明間的相互交流、理解和適應。有鑒于此,近年來的東方外交史研究開始注重東西方國家各自與形成外交思維有關的文化淵源、外交理念,注重對外交思維和理念作用下的行為模式進行比較研究;注重對各國文化傳統、特別是東西方文化傳統及其與各自外交戰略之間的關系進行對比研究;注重跨文化、跨時空和跨區域的多方面研究和比較。
      4.走出單純的歷史研究范疇,研究內容不斷細化,既關注外交制度、外交政策等微觀領域,也研究外交理念和行為模式;既關注傳統外交,也研究公共外交、民間外交和文化外交;既關注資本主義興起后,西方國家殖民政策、近代外交制度對東方國家的影響,也研究冷戰后不斷崛起的東方國家對其他東方國家的影響和西方國家的反應。
      5.吸引更多的中國港澳臺地區和國外研究者、研究機構參與到東方外交史研究中。先后有臺灣政治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臺灣佛光大學、臺灣淡江大學、臺灣“國史”館、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美國普渡大學、美國芝加哥大學、韓國檀國大學、印度中國研究所、印度德里大學、印度尼赫魯大學、印度社會科學研究院、印度工商聯合會、印度世界事務委員會、俄羅斯國立西伯利亞聯邦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新加坡南洋會館等多家大學和機構的專家學者參加研討會,共同研究和探討東方外交史,促進了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國際化。
      6.東方外交史研究更具有前瞻性和現實意義,符合當前東方國家歷史變革與經濟崛起的現實需要。
      (1)近代以降,東方國家長期被認為是停滯與落后的,是大國殖民與劫掠的對象,但是經過戰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如今中國、印度、東盟等多個新興經濟體,恰恰走的是一條與西方國家以殖民侵略方式崛起不同的和平崛起之路。東方國家整體崛起、和平崛起已經越來越多地被國內外學者研究和關注,相關詞語見諸報端,一系列關于中國崛起、印度崛起、東亞崛起、亞洲崛起的文章不斷出現,并被人們所樂道。研討會出版的“東方外交史系列叢書”之《印度崛起與東方外交》序言中指出:“當前,印度同東方其他國家一樣,正經歷著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成為地區性有影響力的大國。它經過戰后幾十年的發展,猶如烈火中的鳳凰在涅槃中得到了新生,成為當今世界有影響的‘金磚’國家。印度社會發生的空前變革與外交所具有的實踐和理論意義已經受到了世界的矚目。由于印度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復雜性,人們研究的視角與成果也異見紛呈,多姿多彩。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以東方的印度為研究對象,從其歷史淵源出發,提取外交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主題予以新的概括和總結,就其具體的政治、經濟、外交等議題進行詳細的分析,嘗試梳理出中印合作的空間及爭議的問題所在,謀劃建立中印之間常態化的對話與合作機制,從而為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印兩國可持續發展的政治、經濟、外交服務,無疑是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事情。”該序言對印度崛起的評價,實質上也可以看作是從東方外交史角度研究東方國家崛起的原因和意義。
      (2)自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愿與相關國家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后,“一帶一路”戰略隨即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各種問題均成為學界研究熱點。在2015年召開的第七屆“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中外專家學者就“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和上海合作組織的關系、“一帶一路”下的中俄經濟外交、“一帶一路”對中亞國家的影響等問題展開熱議。事實上,“一帶”與“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其一邊是位于西太平洋地區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邊是成熟而發達的歐洲經濟圈。兩大經濟圈雖遠隔萬里,但絕不孤立存在,兩者既可通過陸路交流,又可通過海路來往。有研究者指出:“在歷史上,西太平洋地區存在北起日本經朝鮮半島、中國、東南亞以至與印度洋及歐洲相銜接的交通貿易圈。這個廣闊的區域塑造了東方各國政治、經濟、貿易、文化以及國家關系形態。”這里所提的西太平洋地區的貿易圈及其與歐洲銜接的交通貿易圈是與“一帶一路”相切合的。可以說,研討會自舉辦之日起,就已經將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納入到了自己的研究范疇當中;倡導既要研究東方各國的封閉與隔閡,也要關注其內部的聯系與互動,更要重視其同外部的交往與磨合;提出了要以全球史的視角廣泛而深入地研究東方國家間的合作與分歧,研究東西方文明間的差異與互動。可以預見,借助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不斷推進,東方外交史必會吸引更多人參與到相關的研究中,從而豐富東方外交史的研究,而東方外交史研究也將會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順利展開提供更加扎實的理論依據。
      綜上,10年間研討會在東方外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特別是借助于研討會,學者們通過面對面的交流和討論,對于一些東方外交史的基本問題(如東方外交史的定義、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和研究目的與意義)逐漸達成了共識,促進了中國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發展。因為只有解決了這些基本問題,東方外交史才能真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才能在世界的東方外交史研究中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中國學派。

      二、10年間東方外交史學科的發展

      1.“東方外交史”概念的基本確立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因此我們常常講求做事必要先正其名。東方外交史若要成為一門真正的學術研究尤應如此。講不清什么是東方外交史,就無法談它的研究意義和價值,這樣的學術研究也如無本之木,是無法長久生存和發展下去的。
      首先是關于“東方”一詞的界定。一些學者從詞義學探討“東方”概念。《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中將“東方”定義為“1.方位詞。2.指亞洲(習慣上也包括埃及)”。“東方”一詞,首先是一個地理方位概念,是與“西、南、北”三個方位詞相對的概念,指太陽升起的方向,《詩•邶風•日月》寫道:“日居月諸,東方自出。”就人類生活的地球而講,為避免現實中將一個國家劃分為兩半,我們常將從西經20度起向東到東經160度止的半球稱為東半球:陸地包括歐洲、非洲的全部,亞洲和大洋洲的絕大部分,以及南極洲的大部分;海洋包括太平洋西部、大西洋東部和印度洋。與之相對的為西半球。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東方”一詞是相對的,是相對于話語者本身的,如在中國人心中,會將日本劃為東方,將印度劃為西方,近代以后,又將印度劃入東方國家的范疇,而有時卻又會按照發達程度將近鄰日本與“西方”一詞并列使用。這種概念的變化,一方面是因為隨著地理視野的擴大,中國人對世界的認識不斷增強;另一方面顯然是受到歐洲思想的影響,中國人放棄了原有的“中國中心”論。但無論如何變化,概念都是人的意識對現實的反映,是一種認知。
      由此可見,在地理方位中“東方”是與“西方”相對的概念,這種相對性的認知反映到人們的現實生活及對國家關系的判定時,就出現了“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的概念;而當人們以地理方位劃分出國家后,結合這兩類國家的歷史經歷、國力水平和國家制度,又賦予了東方和西方以新的含義。薩義德認為,“東方不僅僅存在于自然之中”,“作為一個地理的和文化的——更不用說歷史的——實體,‘東方’和‘西方’這樣的地方和地理區域都是人為建構起來的。因此,像‘西方’一樣,‘東方’這一觀念有著自身的歷史以及思維、意象和詞匯傳統,正是這一歷史與傳統使其能夠與‘西方’相對峙而存在,并且為‘西方’而存在。因此,這兩個地理實體實際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對方的”。有學者將這種概念的轉化解釋為“東方”一詞是具有地理概念和政治概念的,其中政治學概念下的“東方”是對應于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在這種語境下,不論是東方國家還是東方人民,都是指被壓迫、不平等和沒有獨立的國家、地區及人民,或者說是西方殖民主義侵略和奴役的對象。在此基礎上,許多學者提出“東方”一詞的文化概念、歷史概念和經濟概念等。張旭東總結認為,“東方”一詞已經不是單單具有某一特定意義的概念,而是發展成為空間方位、地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一個綜合概念了。
      也有一些學者從東方學角度看待“東方”一詞,認為伴隨著歐洲殖民擴張,國際上開始廣泛使用“東方”一詞,誕生于歐洲的東方學的研究對象是亞洲和東北非洲的各國文化等。受宗教、文化和地域因素影響,東方學中的“東方”并不是一個完整的概念,而是劃分成了近東、中東和遠東部分,實際中的東方學也主要是以近東居多。此種東方,地理上是地中海以東,文化上是與西方不同的自成一體的地區。雖然近代以后,出現了將東方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區域進行研究的轉變,但研究目的仍是力求滿足西方的現實需求,仍是為西方而存在的。在回顧了東方學相關著作后,陳奉林認為,“大部分著作是將北非的埃及納入東方學研究的視野,這符合埃及與西亞歷史、文化緊密相聯系的傳統”,而在肯定了這些著作將北非納入到東方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后,他同樣也認為這種擴大并不完全,因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日本、中國、東南亞諸國、印度等為代表的東方國家發生了最偉大的歷史性變革,日益活躍在世界歷史的前臺,這一切都為充實東方學提供了構建材料”。同時他認為,西方的東方學的發展不僅對東方學學科的整體發展做出了貢獻,也對中國構建自己的、有特色的東方學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對東方空間范圍的看法值得我們借鑒。
      綜上,不論是語義中的“東方”,還是東方學中的“東方”,均是一種與西方相對應而出現的概念,薩義德也認為東方學是一種思維方式。但如此界定和研究“東方”,便會陷入“歐洲中心”論中,會成為一種相對歐洲而言的實用研究;如果也以此界定“東方外交史”中的“東方”,就會受現實的西方化的學術規則影響,“東方外交史”就會成為一種被人為割裂成不同地區或國家的(盡管這些國家在地域上屬于東方)外交史的疊加。基于這樣的共識,參加研討會的學者普遍認為,東方外交史中的“東方”應是亞洲和非洲(特別是北非)比較恰當。
      2.東方外交史研究對象的定位
      既然東方外交史中的東方是指亞洲和非洲(尤其是北非),那么其研究對象自然首先是這一地域內的所有國家。但也并非只能是這一地域,與這一地域發生關系的世界所有其他國家和地區都可以成為東方外交史的研究對象,只不過要研究的不是這些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歷史,而是它們與東方的關系。如此強調東方是一個整體地域、東方外交史研究要有地域原則,是因為“我們看到歷史上東方各國對外交流的成就,各個文明體間的相互聯系、互動以及內部循環機制。我們認為,強調地域原則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域內各國相互作用與影響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而不是過分強調外來因素的作用”。這一地域人數眾多,面積遼闊,各區域間不論是社會形態、文明類型還是經濟水平都存在著明顯差異,各國交往雖受到這些差異和自然條件的制約卻從未間斷。也有一些學者提出,“東方外交反映了東方世界(國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在歷史文化上,北非不僅是埃及文明的中心,而且還是阿拉伯文化的一部,在世界歷史的橫向發展中,對東西方文化交流有重要影響;甚至應該視情況將研究空間延伸到東方國家與非東方國家的歷史空間上,例如,以埃及為中心的‘埃及文明外交圈’國家和以西亞為中心的‘阿拉伯文明外交圈’國家與西方國家有著豐富的外交歷史”。正如前文所述,東方外交史研究中的“東方”是一個內部按照一定秩序和聯系組成的體系,因此這種秩序和聯系也應成為研究的對象。
      其次,外交是國家以和平手段對外行使國家主權的活動,因此東方外交史應將外交作為研究對象。韋德星提出,“將東方外交史的研究對象定位在‘廣義上的外交’或具有相應時代性的‘外交’上,將其空間定位在‘亞洲和北非地區’,將其起始時間定位在‘早期國家形成階段’”。同時,東方外交史絕不是簡單的、每個國家外交的疊加,而應是將東方國家視為整體,在把握整體性原則的基礎上研究那些對人類歷史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正如研討會出版的系列叢書之《東方外交史之發展》所說:“我們認為,國別史不能代替東方外交史,應該以更為廣闊的視野研究過去所發生的一切重大外交事件,從眾多的外交活動當中提取和發現對當今人類社會有重大意義的主題,從而使各國外交從根本上和整體上有機地聯系起來,既照顧到東方國家的整體性,又不忽視每個國家的多樣性特點。”
      冷戰結束后,學者們開始關注國際間重大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與人員往來等方面的內容,逐漸擴大了外交史的研究范疇。錢其琛主編的《世界外交大辭典》中將外交定義為:“國家以和平方式通過正式代表國家的行為在對外事務中行使主權,以處理與他國關系,參與國際事務,是一國維護本國利益及實現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國家利益和對外政策決定一國外交的不同性質、內容和特色,形成不同形態的外交。……各國間議會、軍事、經貿、科技、文教、體育以至地方間的官方來往,以及旨在‘以民促官’被稱為 ‘民間外交’的民間來往日益頻繁,成為外交重要和必不可少的補充。這些往來屬于廣義外交范疇,同樣以實現對外政策為目的,并受內政和綜合國力的制約。”因此,東方外交史的研究對象也應不僅是政治外交史,即人們通常認為的國家間的政治活動,還應包括國家間經濟、文化、科技等的往來,甚至包括雖是民間的、非政府間的,但對國家關系產生影響的人員往來、文化活動等。
      有學者指出,“東方外交強調的是一個整體行為,關注域內與域外跨民族、跨國家與跨文明的政治、經濟、文化與人員的交流互動,并不局限于單一的官方活動”。張旭東認為,東方外交史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東方外交史’是研究亞洲和非洲(尤北非)國家以和平方式通過正式代表國家的行為在對外事務中行使主權,以處理與他國關系,參與國際事務的歷史及其規律的學科,是研究亞洲和非洲國家由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部長及其他正式授權的外交代表以及以國家、政府、外交部及常駐外交代表機關名義從事諸如談判、交涉、訪問、會晤、發表談話、發出外交檔、簽訂不同形式的條約以及參加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等對外活動歷史及其規律的學科,即研究亞洲和非洲(尤北非)國家外交活動的歷史及其規律的學科;廣義的‘東方外交史’還包括研究亞洲和非洲(尤北非)各國間議會、軍事、經貿、科技、文教、體育以至地方間的官方來往,以及旨在‘以民促官’被稱為‘民間外交’的民間來往的外交活動的歷史及其規律的學科,即研究亞洲和非洲(尤北非)以國家名義進行的一切外交活動的歷史及其規律的學科”。張建華將東方外交史劃分為“內史”和“外史”兩部分,認為“如果將東方外交史看成是一個微觀史學與宏大敘事結合、實證史學與歷史哲學結合、跨國別與地區和跨學科的大歷史的話,它可視為東方國家歷史的‘外史’,而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軍事和文化的歷史可視為東方國家歷史的‘內史’”。
      最后,關于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時間上限,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時間點,但他們均認為,既然外交史是東方外交史的研究對象,因此只有作為外交主體的國家出現并且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間交往后才可以討論這一問題。一般認為,東方外交史應開始于現代民族國家建立之后。因此,韋德星認為,東方外交史的時間起點應定位在早期國家形成階段。張旭東認為,東方外交史的起點應定在16世紀。對此,陳奉林認為,“前者對東方外交史上限的確定似有過早,因為早期國家畢竟不同于封建時代的國家,更不同于近代的國家,那時的外交活動極為有限,外交方式也相對簡單和原始,還沒有形成明顯的區域性國家關系體系,更沒有形成國家關系體系的核心力量。如果以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作為東方外交史的上限又為時過晚,這實際上等于忽略了東方國家長期的豐富的外交活動,換句話說,即等于在16世紀之前東方國家沒有外交。顯然,以民族國家形成作為東方外交史的上限不符合東方國家的實際情況。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是西方政治學的概念,是歐洲人評判歷史的標準,是根據歐洲的歷史得出的經驗。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和審視這個問題,找出一個既符合東方外交史實際、又能體現東方特點的上限來”。考慮到東方國家發展軌跡的特殊性和實際情況,陳奉林“主張以東方國家進入封建時代作為東方外交史的上限”。
      3.東方外交史研究方法的界定
      科學的研究方法是任何一門學科存在并不斷發展的重要基礎,在信息共享和資源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沒有哪一門學科可以只使用或者獨享某種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跨學科應用已經成為必然。“雖然可以從外交學、歷史學、東方學這三門成熟學科中借鑒一些方法和理論,但是,如果東方外交史要想真正‘獨立存在’,仍舊需要確立屬于自身的理論和方法。”
      作為東方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平臺,研討會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一直主張加強東方外交史的宏觀研究、微觀研究和比較研究。宏觀研究方面,陳奉林主張要將東方外交史研究置于大歷史的框架和背景之中,要著力研究那些對人類有重大意義的選題,要推動研究資源從分散走向聚合。他的《東亞區域意識的源流、發展及其現代意義》《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與東方歷史研究》《東方外交與古代西太平洋貿易網的興衰》《從東亞區域意識到東方國家的整體崛起——對東方國家歷史進程的再認識》等均如此踐行。研討會也將“以大歷史的視角編寫東方外交史”作為自己的宗旨,許多參會論文都是以這種大視角撰寫的。
      微觀研究方面,將研究的視野擴大至東方國家間重大的政治、經濟、科技、人文與文化交流等內容,研討會出版的系列叢書之《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實踐篇”所收錄的論文著重考察了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軟實力”在外交中的實際運用、產生的影響,以及互動關系,“通過個案的分析,檢視了東西方文化傳統對外交實踐的滲透、影響和貫通”。同時,東方外交史也注重國別史研究,先后召開了東方外交與日本、朝鮮半島和印度等專題研討會。
      比較研究方面,研討會專門出版了系列叢書《東西方文化與外交方略比較》的“理論篇”和“實踐篇”,“其課題包括在西方沖擊下中國、日本、印度及伊斯蘭國家反映異同的比較;古代中國、印度、埃及外交起源和演變的比較;西方外交體制、慣例及其對東方各國影響的比較等等”。
      東方外交史是一門新興學科,其理論和研究方法構建絕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雖然東方外交的理論和歷史悠久,但研究者自身和研究中使用的理論范式仍然會受到西方思想和理論體系的影響,如何在今后的東方外交史研究中既能借鑒西方理論的長處,又能規避西方中心論,創建適合于東方外交史研究的、反映東方話語權的研究方法,仍將是東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任務和難點所在。
      4.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一直以來,不論是亞里士多德、伏爾泰筆下的東方,還是以近代科學方法分類研究的東方,“東方”這一概念(包括“近東”“中東”“遠東”等概念)本身就是與西方相對應的,包含著以西方為中心的色彩。“對許多(盡管不是全部)歐洲中心論觀點來說,同樣關鍵的是,它們并不認為東方也有同樣的發展歷程。東方被構建為次于西方的、與西方對立的他者。”薩義德甚至認為“東方是虛構的”,“東方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一個思想與行動的自由主體”。不可否認,西方的東方學研究是東方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極大地推動了東方學的發展。但是,“東方學強化了歐洲或西方控制著地球上大部分地區這種認識,并且為這一認識所強化。東方學在研究體制和內容上獲得巨大進步的時期正好與歐洲急遽擴張的時期相吻合”。因此,我們所讀到的東方,不過是西方人眼中的東方,或者說是西方世界中的東方。長期以來,西方人寫外交史,往往把東方外交史寫成以歐美為中心的外交史,寫成西方文明向東方傳播的歷史,并不能全面反映東方國家的真實情況,并且由于個人治史套路、基礎、語言、觀點、興趣的差異,對東方外交多有“只見樹林,不見森林”的情況。韋德星認為,作為世界上唯一延續下來的東方文明古國、大國,特別是在中國重新崛起而各種試圖解構中國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之際,科學地認識東方外交的歷史,具有學術理論上和現實上的雙重重大意義。謝豐齋曾在“首屆東方外交史研究前言論壇”上發言指出,東方外交史研究的意義在于,“一是中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地位正在上升,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也在回歸,對東方外交史的研究有助于提升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二是有助于拓寬外交史研究的視野”。
      他者視角固然重要,但隨著東方國家的整體崛起,尤其是進入21世紀后,度過了國家重建期的東方國家正逐漸成為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動力,東方外交在人類交往中日益占有重要位置,東方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不斷增強,東方文化的獨特性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而若要完整準確地了解東方,不僅要傾聽他者話語,更要傾聽東方自身的聲音,因此“東方學者必須置身其中,發揮主體作用,根據歷史實際情況對既有材料進行組織與取舍,構建新的東方外交史研究框架與理論分析模式”。而東方外交史研究的目的就是要讓世界聽到東方國家和東方學者的聲音,打破西方學者對東方國家的誤解和曲解;增強東方國家主體意識,重新審視和思考外交史,打破西方理論與思想獨霸的局面。隨著東西方交流的加深加快,國際學術研究的視野由西方國家擴大到東方世界也是學術研究不斷發展和走向深入的必然。

      三、小結

      東方外交史是東方之歷史,也是東方人之歷史,這一點不應只體現在要把整個東方地區、東方國家和東方民族納入到東方外交史的研究范疇,同時也應體現在作為東方外交史的研究者,東方學者應有自己的話語權和理論架構。而這種話語權,一方面來自于東方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深度,另一方面也來自于創建一系列能夠讓東方學者向世界發聲的平臺。“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無疑已經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其10年歷程,見證了中國學術的重新定位與更加獨立,見證了中國東方外交史研究從分散走向整合,也見證了中國學者以更加自信的學術態度走向世界。
      任何學術研究都無窮盡之時,東方外交史更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系統工程。10年間,中國的東方外交史研究經歷了從弱到強、從分散到集中的過程,雖然研究者們厘清了一些基本問題,但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如關于東方外交史的研究原則、編纂體例等。雖然我們一直呼吁和倡導應探索撰寫一部接近歷史真實的東方外交史著作,但遺憾的是這一任務至今尚未完成。我們常習慣說把問題留給時間,東方外交史的許多問題我們也確實要留給時間去解決。這不是推諉,而是基于這樣一種認知和自信,即隨著東方國家的崛起,隨著東方國家整體回歸世界經濟和政治中心,東方外交史必將成為研究和探討東方歷史、東西方交往史的更加有效的研究范式。我們認為,開展東方國家整體崛起趨勢下的外交史研究是一項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它以東方國家的發展作為深層次的原動力,明顯地帶有總結歷史經驗以濟世的功能特征,將為國家發展提供一部信史與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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