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地股份合作制歷史經驗再探 ——以“初級社”為例 作者:解 安,路子達 來源:《學習與探索》 更新時間:2019-03-26

文獻回顧與評析:農地股份合作制與初級社存有跨越歷史的理論聯系

      農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指確保農地集體產權穩定,將集體所有的土地承包權轉變為農戶共有的股權,以此為基礎進行集體統一經營的一種土地制度。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央就已開始對農村雙層經營體制具體實現方式進行探索,并開展了農地股份合作制的試點工作。20世紀90年代農地股份合作制就已在廣東等沿海發達地區廣泛存在了。在新一輪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改革步伐得以進一步深入。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制度的確立,為農民更好地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提供了理論和制度上的保證。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在基本經營制度改革方面,土地經營權依據“三權分置”可以入股集中進行農業產業化經營,由此為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提供了更好條件。在新的起點上,農地股份合作制隨著中央整體戰略的實施不斷推廣,新的實踐還需不斷的理論探討和經驗總結。
      然而,目前關于農地股份合作制的研究較少關注歷史問題。歷史相關研究多為集中考察20世紀80年代農地合作現象產生的具體原因,或僅在次要部分簡要提及歷史背景的影響。專門論述這項制度歷史源流和理論脈絡的研究依舊較少。如有研究指出,農地股份合作制的產生受到路徑依賴的制度影響,人地相對價格隨著經濟發展產生變化,要求農地制度做出相應變革,此時傳統思想中的土地均分、收益共享就形成了制度性的路徑依賴,導出了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選擇。這種制度遺產的起源,一是20世紀50年代實行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所謂“初級社”;二是20世紀80年代城市中進行的企業股份制改革。雖然路徑依賴可能僅是改革進程中較次要的因素。另有研究分析了農村社區型股份合作制與集體經營的關系。在人民公社時期,20世紀60年代制度穩定后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集體統一經營、統一分配。這階段“工分制”即為集體分配收益的一個尺度。20世紀80年代家庭承包制實行之后,農戶分散經營、自負盈虧。但由集體統一經營的非農產業仍保持原來統一經營的方式,且不斷增長,此時農戶卻失去了分享集體收益的尺度,分配制度上的缺陷促使了股份合作制的出現。還有研究提出效率與公平的辯證統一是農地制度變革的歷史邏輯。20世紀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出發點在于防止土地占有的兩極分化、提高農業生產率。但是對農業生產分配公平的追求最終被形式化,結果農業效率反而嚴重下降。家庭承包制的“兩權分離”從根本上解決了效率問題,但按人均田依然有較大的效率損失。于是20世紀80年代末各地開展農地使用模式試點,就此產生了廣東南海的土地股份制等地方經驗。文章認為,土地股份制能夠平衡農地使用的效率問題與農民分配的公平問題,但其推廣還需要產業方面的條件。學界既有的這些研究與推論,尚未有基于歷史考察下的歸納和回應,且沒有體現中國共產黨在改革歷程中的主導作用,及其自身的歷史和理論傳統。
      在20世紀50年代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中國鄉村經由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步驟逐步完成農業合作化的歷史轉變。其中的初級社正是以土地入股、按股分紅為特征的農業經濟組織。初級社與今天的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所處時代不同,理論和現實基礎不同,所要實現的目標亦不盡相同,但是兩者都面臨著將分散的農民通過土地入股“組織起來”集體經營的問題,存在跨越歷史的理論聯系。對初級社的歷史考察可以提供已為歷史所驗證的、成熟的經驗教訓。目前,學界研究總結改革開放前中國共產黨建設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歷史經驗較少,尤其鮮有明確以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建設初級社的實踐為對象的理論總結。1951年中央多次開會討論合作化方案時,會議討論中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案例都來自華北和東北的老解放區。本文將選取1950年、1951年東北、華北地區的三則案例,嘗試總結初級社建設的歷史經驗。



案例分析: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歷史實踐

      (一)東北局:“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
      近代中國,由于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和長期戰亂的影響,農業落后、鄉村凋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把農業的恢復看作國民經濟恢復的基礎,采取組織互助組、興修水利、發放農貸等一系列措施幫助農民改善生產條件,尤其是鼓勵發展勞動互助組織。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出“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較早解放的如東北地區,合作組織和支持政策有效改善了農民生產、生活條件。1950年東北局統計當地絕大多數農民的經濟生活已經超過了土地改革時的情況。如松江生活條件上升的農戶占60%至70%。農民的糧食普遍增多,各種生產生活資料也均有所增加。較晚解放的地區如中南地區,1951年糧食比抗戰前糧食產量最高的年份增加近24%。
      在農業生產逐步恢復和發展的背景下,東北地區農業互助組的合作化發展出現新的需求,開始轉變為土地入股的農業生產合作社。1950年東北農業生產合作化水平的提高,主要有政府推動和技術升級兩方面原因。在政府方面,東北局認為與糧食增產相伴出現的是農村中雇傭勞動的現象和兩極分化的趨勢,即當時所謂的農民“自發傾向”。1950年東北局發現,約10%以下的農戶或因缺乏勞動力、生產資料或因疾病災害等原因,收入水平出現下降,一部分人已開始出賣或出租土地。鑒于此,東北局的意見是堅持集體化的農業經濟發展方向,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東北局采取了多項經濟政策獎勵互助合作,如在除水利、防疫等貸款外的農貸方面,新式農具、優良品種以及勞模獎勵等方面基本上都向互助合作組織傾斜。當時概括為“把互助合作組織提高一步”。另一方面,實際上在東北局的推動以外,東北地區農民也在自發組織土地入股。其原因是東北局當時開始推廣蘇式農具,這種新式農具提高了較大面積連片土地的耕種效率,但需要5~6匹馬才能使用,如此便促成農戶自發土地入股、集體耕種,對勞動力、土地、馬匹按比例分配收益。東北地區原有的農副業合作社在技術升級的促使下開始自發向生產合作社過渡,這些合作社成立之后更迫切地需要政府在集中土地、改良馬種、組織技術培訓上發揮作用。由此農業技術改進提高了生產經營的組織化,也加強了政府與農村、農民的聯系。
      吉林省龍井縣(時為延吉縣)英成村的金時龍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吉林省第一個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按土地、車馬和勞動分紅為特點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是當時東北地區的典型試點。金時龍互助組成立于1946年,互助組成立后雖然彌補了部分社員單獨勞動的缺陷,但仍難以實現集體經營管理,難以協調組內土地用工、早種晚種、遠地近地等問題。1949年他們實行“標準工制”,將全組每塊耕地,按土質、作物品種,民主評定出一年所需工數。土地所有者只付此標準工數,費工或省工均由全組勞力承受,調動了組員生產積極性。糧食總產量比1948年增產69%,比單干戶多15.9%,其中副業生產收入比上年增加了10倍。這種辦法雖然解決了由于輪作先后等造成的用工不合理矛盾,但未能解決由于耕作早晚等而出現的產量多少的矛盾。1950年互助組又加以改進,實行“產量保證制”,即將全組土地民主評定出產量保證標準,秋后土地所有者按標準產量得糧。因經營努力而超產部分,按工分分配;如遇不可抗拒的天災而未達到保證產量的,互助組不負責任。這種辦法使社員主動使用良種,增施糞肥,加強田間管理,因此糧食總產量比1949年增加45.6%,副業總收入增加50%。但由于加工加肥土地質量提高,一些農戶要求提高下一年標準產量,或退組單干。為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土地入股分紅的辦法被提了出來。1951年3月,中共延邊地委工作組到英成村在金時龍互助組基礎上試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討論土地入股時,有15戶同意,6戶堅持實行“標準工制”保留互助組,1戶要求單干。建社時,入社的15戶,按各戶土地級別定價,以價折股,按股分紅;畜力、車和農具采用租賃形式,用時評工,同勞動工分一起參加分配。土地股與勞力股二八開。然后選出管委會和監委會,金時龍被選為社長。這一年土地統一經營后,打開了地界,耕地增加了,水田由9公頃增到16公頃。生產方面,每公頃單產,合作社水田3865千克,旱田為2680千克;比互助組分別高1.7%、166%;比單干戶分別高213%、183%。合作社每個勞力日值1.39元。于是單干戶和互助組第二年也都入社了。后來,金時龍合作社被稱為東北地區農業合作化的一面旗幟。
      從當時整個東北地區來看,不同地區初級社也形成了不盡相同的具體經營形式,但基本上都以土地入股為基礎,主要依照土地、車馬、勞動力三項指標分紅,這是東北地區20世紀50年代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共同特點。這種合作化形式,既適應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又符合農民的經濟利益。

      (二) 山西省:“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
      山西省也是較早開展土改和農業互助合作的地區之一。1950年底山西省也發現了東北局所描述的“自發傾向”,認為這將導致互助組渙散解體,或者使互助組變成富農的莊園。因此山西省委決定在長治地區試辦十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也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以十個初級社試點為焦點,山西省委與華北局的討論引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關于合作化的第二次討論。
      這十個初級社都是以黨組織較強、群眾熱情較高、生產基礎好的互助組為基礎建立的。首先由群眾自愿報名參加,再經過支部審批定下入社人員后,由社員大會選舉出管委會、監委會。成立之初這十個社共有190戶(最大的23戶,最小的12戶),790人,其中黨團員147人。共有土地3018畝,入社2121畝,占73.5%;自留地806畝,占26.5%,平均每戶4.2畝;社有代耕地、租入地291.4畝。共有牲畜107頭。
      山西省十個試點的性質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集體生產組織。這些試點的組社原則有四條:第一,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第二,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第三,按勞分配為主,兼顧土地分紅;第四,實行民主集中制。在具體的經營方式上,合作社有如下規定:對土地,多數按常年產量并參考土地遠近、地塊大小和省工費工等情況評出可以作為入股分紅依據的產量。也有的按此產量再評定地租,作為分紅依據。其他生產資料方面:合作社使用社員牲畜、車輛等,應付給合理報酬。小農具自帶自用。辦社頭一年所需的種子、肥料,隨入社地自帶,秋收分配時由社歸還。評工記分上均執行互助組的“底分活評”辦法。即先評出每人的底分,一般為6~10分,再針對實際勞動情況增減分。分配方式上以勞為主,以地為輔,勞力占50%以上,土地占30%至40%。公積金、公益金、教育基金共占10%左右。組織領導上由合作社統一制定生產計劃,統一調配勞動力。如有剩余勞動力則分配在土地加工和副業生產上。劃分勞動小組,實行民主集中制和分工負責制。退出機制上,社員退社時可帶走其全部土地和其他投資,但不能帶走公積金、公益金和教育基金。
      山西長治的十個初級社,經過一年的經營,各項農副業的收入都有較大提高,社員收入有較大增加。據統計,入社土地每畝平均產量比上年的1.6石增產7.5斗(含經濟作物),增產47%。糧食產量每畝達2.075石,比上年增加21.5%,超過當地較好互助組的90%,超過經營好的單干戶28%。工副業每社平均收入415萬元(舊幣)。人均分配收入38萬元(舊幣),比互助組多18.8%,比單干戶多28%。91%的戶比上年增收,6.7%的戶持平,2.7%的戶減收。此外合作經營也顯著增加了公共積累。當時很多合作社都是在提高耕作技術、滿足糧食需求后改變了種植和產業結構。有調查顯示,這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對農民收入的拉動源于合作社副業的發展。平順川底村郭玉恩、郭小有兩個互助組合并為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該社在糧食畝產增收的情況下,分出部分勞動力專門在合作社從事副業生產,合作社副業收入達粗糧二百余石,占合作社秋季農業收入的60%以上。

      (三)河北省:“冀中的社會主義之花”
      在華北其他地區,河北也是農業互助合作運動中領頭的省份。1951年,全國僅有17.5%的農戶加入互助組,河北320萬農戶中有42%加入了初級的互助組。當時河北饒陽縣五公村的耿長鎖生產合作社,是全國最早的初級社,被稱為“冀中的社會主義之花”。1950年,河北省近70萬農戶中,僅60戶加入這類組織,這60戶中,耿長鎖合作社就有17戶。
      五公村的“土地合伙組”早在1943年就成立了。1944年3月,組里幾戶邀請耿長鎖加入,做合伙組的牽頭人。村民選擇耿長鎖,是因為當時春耕已經結束,合伙組需要一個管理協調能力強的組員,以協調組內日常的家戶關系。耿長鎖長年經營打繩買賣,性格開朗,充滿自信,而且是名收割小麥技術極高的熟練農民。小組里有組員與耿長鎖一同做買賣,非常希望借助他的才能。另一方面,耿長鎖一家當年顆粒無收,妻兒不得不到外地乞討,走投無路的耿長鎖也希望有一個機會使他的家庭起死回生。于是,耿長鎖投入了自己的和租來的土地,以及20斤麻和繩子加入合伙組,此時耿長鎖的土地合伙組由4戶22人組成(男9,女13)。全組有40畝地,人均1.8畝,比全村平均水平低得多。合伙組沒有耕畜,農具也僅有一掛犁和一把鋤頭。組里的其他幾個家庭也都是因為貧窮、缺少勞動力才走到了一起。
      毛澤東1943年12月2日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組織起來》的講話,此時已經傳達到了華北農村,當地地下黨組織因而開始對耿長鎖的合伙組提供支持。組員集中資金,日夜勞作,白天下地,晚上打繩。1944年底,合伙組全年生產9240斤糧食,還不包括甘薯。1944年五公村平均畝產170斤,合伙組每畝223斤的產量遠遠超過一般的旱地產量。在除去種子和肥料等生產成本后,4400斤糧食用于分配,平均每人200斤。投入了較多較好的土地但缺少勞力的家庭,分得較多的收入,作為對其投入的紅利。投入土地和資金較少組員的收入主要靠勞力分得。克服生存困境后,合伙組不斷發展。耿長鎖更是發揮專長將副業收入不斷提高,顯著增加了組員的收入。1947年戰爭勤務減少,合作社利用幾年來擴大的規模重新組織生產,以往社員共同勞動抽時間從事副業,此后改為將合作社分成農業、打油、打繩三個小組同時生產。1950年合作社副業產值連續第二年占全社實際收入的45%。到1951年,合作社的盈利足夠使耿長鎖蓋一棟新房子。他擴建一棟榨油坊,專門用于合作社興旺的花生油生產。
      耿長鎖的生產合作社在不斷改進生產的同時,也最終形成了一套較完備的規章制度。如在土地和資本方面規定,入社各戶所有土地一律統一使用,所有權仍歸原主。在統一使用過程中,經過翻土改造成為好地后,如原地戶2年內退出合作社則每畝交納工米150斤;2~4年出社每畝交納工米100斤;4~5年出社每畝交納工米50斤;5年后出社不再交納。打上井以后,原地戶仍按原評產標準畝數分紅。如原地戶退社,不歸還原地,另由合作社撥給同等數目的其他地。社里蓋的新房歸全社所有,地皮是私人的,仍歸原主所有。共有財產方面,公積金占農副業收入的5%,公益金占2%,社內統一使用。出社的社員需在年底結賬時聲明,只按章程分給農副業收益,不能分取公積金、公益金和其他公共財產。其他時間直接出社的與開除處理辦法相同,不分給盈余,如有虧損按比例補償。
      有研究總結,耿長鎖合伙組的興旺有如下幾點原因:風調雨順,因而對農田水利要求不高;合作社較小,社員本來就是鄰居朋友,關系融洽;除了耿長鎖的土地較少外,其余每戶的土地相對平均,且均缺乏勞動力,沒有人感到吃虧;分配制度公平公正;做出重大決定前,合伙組可以進行充分討論;具有踏實能干的組長耿長鎖;其他重要組員與縣、區里的社會關系也帶來了貸款、耕畜、物資和行政支持。

      (四)初級社實踐的歷史結論及共同特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農業生產合作社,即“初級社”,在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活、為工業化奠定基礎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53年12月中央《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中總結農業生產合作社有諸多優越性,如能更好地解決共同勞動與分散經營的矛盾、便于改進農業技術、有利于與國營經濟對接等。
      歸納上述三則初級社案例,有如下共同特點:其一,基本屬于農、副業合作型和農具合作型。依據東北局對合作社發展階段的概括描述,農業生產合作社建立之前,農民一般會先成立農、副業合作型的互助組,合作水平逐漸提高。隨之因農具推廣、技術升級而迅速走向生產合作社的組織形式。依此推論,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初級社的實踐基本處于這兩種形態之間。上述案例皆顯示,合作社建立首先得到迅速發展的就是副業,幾個合作社的副業收入基本占全社收入一半左右。金時龍合作社采用“產量保證制”后副業收入增加了50%。山西平順川底村的合作社成立后副業收入占全社秋季農業收入的60%以上。其中耿長鎖的案例更是突出表明農業集體組織初創時期最需要的就是在流通環節具備才能的人才。耿長鎖合作社1950年副業占比達全社實際收入的45%,并且后來明顯將生產重點轉移到了副業。這也表明合作社建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解放了多余勞動力,將這些勞動力投入到非農領域方面即迅速提高了農民收入。其二,在按股分成上明顯增加了勞動力的比重,這是50年代特定歷史環境所致。在當時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趨勢下,土地和農具的股份被認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在定股上勞動力的分成越來越高。一些社員所占合作社股份以土地和農具股居多,這種趨勢逐漸引起他們的不滿。在集體化完成之前,各項股份的比例一直是沖突的核心。20世紀50年代中央在該問題上更注重保護直接勞動者一方的利益。其三,有明確的退出機制。如山西的合作社試點規定社員退社時可帶走其全部土地和其他投資,但不能帶走公積金、公益金和教育基金。耿長鎖合作社更是對退社機制做了2年內、2~4年、4~5年、5年以上等多種情況的細分。研究認為,合作化運動初期的成功與退出權利的存在密不可分。農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在生產過程中要對勞動者,即農民實施有效監督的成本極高。社員共同的自我約束是合作社成功的關鍵。然而要社員實現自我約束,就需要在其他成員不遵守協議時保證其有權退出。合作化初期對退出權利的尊重增進了整個農業的績效。一些合作社解散恰恰成為合作化運動的安全閥。初級社的退出機制亦是在歷史上短暫存在的階段性特征。事實證明,初級社組織結構盡管較為松散甚至極易導致解散,卻使農業合作化在全國的整體推進更為穩固且成效顯著。
      1950年東北局的實踐和1951年華北局的嘗試,都引起了中央關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討論。討論最終,1951年9月中央召開了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正式開啟了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進程。會議正式提出了積極發展、穩步前進的方針,以及合作化過程中的自愿互利原則。中央在決議下發通知中指出全黨要把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當做一件大事去做”。其后1952年全國農業互助合作運動迅速發展,逐步進入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階段。初級社在歷史上的短暫實踐引起了當時黨內許多討論。這些歷史上的思想遺產值得進一步做理論上的總結。



規律挖掘: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理論探討

      (一)“組織起來”
      “組織起來”是中共自革命戰爭年代起就已確定的農業發展道路。毛澤東在1943年的《組織起來》中就已指出了這一方向。毛澤東認為,農民自古以來就以農戶為生產單位,進行分散的個體生產。這種生產方式制約了生產力的進步,也成為地主階級進行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只有通過合作社走向集體化才能解決這一問題。同年在《論合作社》中毛澤東又強調,要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就要從個體勞動轉變為集體勞動。因此就需要建立以個體經濟、私有財產為基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共在20世紀50年代前后經由土地改革走向合作化的選擇,是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和中國實際共同決定的。即便產生過針對具體方式和步驟的分歧,但對于“組織起來”的方向,黨內在革命和建設時期從未有過實質性的爭論。即便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家庭承包制改革最終走向了分田到戶,但國家層面最終還是將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確定為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并且中央自改革伊始始終未曾中斷對農村集體經營的試驗與探討。目前亦有研究指出,農地股份合作制將農村居民有效地組織起來,有效節省了農村基層干部與農民和各級政府機關之間聯系的交易成本。可以確定,“組織起來”更有利于中央的規劃部署,降低現代農業轉型的制度成本。

      (二)有步驟、有計劃發展合作經濟,反對“盲目性”
      由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起步較早,東北和華北地區的試點成了1950、1951年中央討論的焦點。作為這場討論的結果,《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表達了當時中央對于各級黨委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上審慎的態度。《決議》認為要竭力避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消極態度,一種是急躁態度。消極對待互助合作運動,或是過早否定或限制農民的私有財產都是不對的。中央在這一階段明確表達了逐步探索合作化道路的方針,這也得到其他進度稍后地區重要領導人的進一步闡發。
      如中南地區,1951年時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鄧子恢在工作報告中提出,發展互助合作經濟不能操之過急。鄧子恢提出了中南局推進生產合作的四項原則:第一,保護農民私有財產。第二,嚴格遵循“自愿互利”原則組織互助合作。第三,組織形式必須由低級到高級順其自然發展;同時,必須典型示范,逐步推廣。第四,沒有新式農具與機器幫助的目前條件限制了互助合作的規模,不要因發展順利而沖昏頭腦。鄧子恢認為,在保障私有財產、尊重農民意愿、推廣步驟、農業機械化四個方面嚴加要求,就可以合理控制住合作化的推廣速度。
      西北地區方面,時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的習仲勛,也明確指出了合作化過程中的問題。在1952年中共西北局農業互助合作工作會議上,習仲勛提出,互助合作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源于有關黨組織領導上的“盲目性”。習仲勛認為,西北地區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是源于農民群眾對黨和人民政府的高度信任。但是許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在領導本地區合作化工作的過程中卻存在很大的“盲目性”。黨組織自身領導不強、思路不清,造成合作化工作的推進出現混亂狀態,這種“盲目性”將會嚴重傷害農民群眾參與合作社的積極性。西北地區當時已經組織起來約60萬個互助組,這其中并不是所有互助組都是堅實可靠的。針對這一情況,習仲勛認為首先是黨員干部自己要理解和明確農業發展上“組織起來”的方向。其次需要的是長時間和細心的群眾工作。農民群眾看的是事實,是建立互助合作組織后自身的切實經驗。合作化事業需要黨員干部以較長的時間逐步吸引農民參加集體化。而在吸引農民的過程中還要保護農民私有財產。互助組和生產合作社都是實現集體化之前的過渡形式,因而都是以個體經濟、私有財產為基礎的。離開了個體經濟、私有財產,吸引農民就無從談起。
      因此,在當時建立生產合作社的問題上,習仲勛將重點放在了集體化程度較低的互助組。習仲勛認為,在兩三年以內西北地區仍要以建立互助組為主要工作。要不怕麻煩,每年、每季下力量進行。如果能夠在兩三年內將西北地區六成農戶吸引進互助組,這就給進一步合作化奠定了良好基礎。
       西北局落實中央發展生產合作社的決定可謂有力而穩健,其執行的有效源于在貫徹合作化方針時首先強調黨組織的堅強領導,克服各級黨組織在領導工作中的“盲目性”。不論采取怎樣具體的改革政策都需要基層黨組織花時間、“花功夫”地開展群眾工作,“經過他們自己切身經驗”,“逐步吸引”農民。沒有群眾工作基礎的改革,不僅不利于改革的成功,對黨組織的形象也是一種損害。而所謂穩健,是因為西北局在強調各級黨組織加強領導后,又把合作社建設的重點放在了合作程度較低的互助組上。典型示范和切身體驗是吸引農民參與改革的有效途徑。既然如此,在改革的步驟安排上,合理延長試點時間,擴大試點范圍,既可在農民群體中產生廣泛的示范效應,又可一定程度上減少地方政府的冒進傾向,合理控制住政策推進的步伐。

      (三)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工業化為條件
      1951年山西長治十個合作社的試驗匯報后,劉少奇認為建立生產合作社為時尚早。其理由是“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劉少奇認為脫離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機械化來建立合作社、互助組,單靠生產關系層面的變革是不能使中國農業實現社會主義化的。中央在討論后認為這種先機械化和土地國有化才能進行合作化的觀點并不符合當時的中國國情。初級社的普遍建立在20世紀50年代初確實對國民經濟的恢復起到了作用。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優越性是單干戶望塵莫及的,這已為一般農民所理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農業生產還沒有從戰爭破壞中完全恢復的情況下,農民自發組織的合作經濟,確實在沒有先進農業機械的條件下,顯著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必須承認,農業集體化必須以國家工業化為條件的觀點符合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在當前探索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的背景下更具理論意義。



結 論

      20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的初級社實踐雖時間短暫但在重要的歷史節點上發揮了其應有的作用。其中既可以看到農民開展土地入股合作的歷史源流,也可以看到中共通過“合作社”將農民“組織起來”的歷史傳統和治理經驗。
      從實踐層面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史上現實存在的“初級社”具有如下特點:其一,合作社基本屬于農、副業合作型和農具合作型。介于互助組與初級社之間過渡階段的農村集體組織,基本是依靠非農產業實現了合作社的迅速擴大和轉型。其二,為凸顯尊重勞動,在按股分成上明顯側重了勞動力的比重。其三,允許退出,并在規章制度上有明確的退出機制,退出機制是合作化初期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從理論層面看,20世紀50年代中共通過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討,其中蘊含著許多可資借鑒的規律:第一,“組織起來”是中共自革命戰爭年代起就已確定的農業發展道路;第二,在實施過程中,合作化速度不能過快。其實現方式,既要加強各級黨組織在工作推進中的領導,又要尊重廣大農民群眾的意愿;第三,集體化與工業化相互協調,要始終遵循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
      綜上,中國共產黨20世紀50年代初“初級社”的理論和實踐為當前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農地股份合作制的推進提供了鮮活的歷史注解,是一份十分寶貴的歷史財富。

      本文原載于《學習與探索》2019年第3期

地址:哈爾濱市松北區世博路1000號 郵編:150028 電話:0451-58670434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 黑ICP備11001830
福建体彩网-安全购彩 郓城县 | 西吉县 | 岳阳市 | 辛集市 | 满城县 | 永康市 | 土默特右旗 | 临邑县 | 额尔古纳市 | 济源市 | 乐昌市 | 阜阳市 | 云和县 | 灌南县 | 恩平市 | 林州市 | 修文县 | 准格尔旗 | 普陀区 | 泽州县 | 颍上县 | 阜阳市 |